随着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和军种作战能力的逐步的提升，各军种在作战过程中相互配合、优势互补，作战效能一直增长，联合作战慢慢的变成了信息化局部战争的主要形式。要保证联合作战行动有序、协同顺畅，高效的指挥控制体系必不可少。

  在我国古老的军事指挥概念中，“麾”作为指挥术语的使用最早见著于文献《尚书·周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旌以麾”。在古汉语中，“挥”通“麾”，“麾”是最早描述军事指挥职能的术语，能够说是“指挥”术语的起源。“麾”，其本义是供统帅指挥部队用的旌旗，其延伸意义为指挥。在《尉缭子·武议第八》中阐述将帅职责：“将专主旗鼓耳。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在内涵上，这直接明确了将帅指挥的职责，即发号施令，临危决策，指挥军队的作战行动，而直接拿起兵器与敌人格斗的事不是将帅的事，是士兵应该做的事。与历史悠远长久的“指挥”一词相比，“控制”一词出现较晚。科学意义上的“控制”源于维纳的控制论，自维纳的《控制论》问世以来，控制论的思想和方法就开始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军事自然成为“控制论”的首选阵地。“控制”解释为驾驭、支配、掌握，使不超出范围。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都被理解为对敌方面的控制和对武器的操纵控制。

  从二战开始，战场分工为对人的指挥和对机器的控制，导致了战场“指挥”与“控制”职能兼顾需求，这种观点的立足点是人类战争对战场硬件设施和技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态势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对战场的必须实施集中控制，由此导致“控制”与“指挥”必须齐驾并驱才能掌控战场。

  联合作战指挥控制，既包括对各种作战活动的掌控调控，也包括对各种行为主体职能行使和权责关系的规制约束。战争的本质是不确定性。指挥官并不能严控下级指挥官的实际交战行动，尤其是现代战场，兵力分散，甚至存在孤立的作战单元，对下级真正的严控是不可能实施。而对于指挥者，控制的对象不仅限于武器平台，其实控制更多地是体现指导、约束，对人或系统行为的规范、调整，施加某种影响或修正，是某种希望、意图的表达。

  20世纪美国战略思想家和军事理论家约翰.R.博伊德指出：“指挥控制必须允许人们指导和塑造将要完成之事，同时允许人们根据对正在完成之事的评估修正这种指导。”指挥解决的是作战当中诸如谋划、决策等重大问题，是一种创造性很强的活动，因此具有更多的灵活性、策略性、艺术性。控制是把决心变为现实、逐步实现作战目标的具体措施和过程，具有创造性，但更富事务性、规范性、程序性和可操作性。

  可以说，层次越低，那么“指挥”与“控制”的活动划分就越泾渭分明，在战术级别，控制体现在对具体武器装备的操纵方面，而指挥则更多体现在构想、预测、判断、决策方面。而高层次的战争活动中，“指挥”和“控制”不能彻底分割，层次越高，控制对象的规模和复杂度越大，控制更多的体现为分配与决策。

  指挥操控方法是指挥员为指挥控制作战、达成作战企图而采用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既强调谋略性，也强调科学性。只有充分的发挥指挥人员的知识经验和直觉判断等主观能动性，并恰当运用规则措施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提高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的效能。

  在指挥控制过程中，要运用系统的思维，从全局看局部，从一般看重点，突出指挥控制重点，着力把控好影响战局发展、事关作战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要在充分预见占据发展、敌我力量变化的基础上，灵活调控某个作战阶段或时节的作战强度和节奏快慢，量敌用兵，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牢牢把控战场的主动权。各级作战单位依据担负的作战任务，在本级权责和限定规则范围内，充分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自主运用作战方法，自主组织作战协同，提高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的灵敏性和时效性。

  在指挥控制的过程中，通过以作战目标为牵引，依托指挥信息系统，运用广域分布的情报获取手段和信息处理机制，实施更新战场信息，并通过充分的利用一直更新的战场信息，预见也许会出现的情况变化，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力争在作战行动中能够先敌而动，从而将不利或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管理系统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结合指挥人员，实现战场情况收集、战场态势生成和共享、辅助决策、筹划和指挥控制的信息系统。指挥控制管理系统的根本作用是将信息转化成战斗力。

  美联合指挥控制管理系统的发展源于20世纪50年代各军种单一功能指挥控制管理系统（C2）的建设，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管理系统（WWMCCS）、全球指挥控制管理系统（GCCS）、网络赋能（NECC）计划。

  WWMCCS是一个覆盖全球、具有战略预警探测与通信能力的情报收集、处理和显示系统，用来支持高级军事机构在常规和核战争条件下的指挥控制功能。

  上世纪70年代，美军以核大战为指导思想，强调保护第二次打击能力，建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和相当先进的使用系统，在世界军事领域可谓一枝独秀。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军认识到未来更有可能发生的是局部的常规战争，除了继续发展战略核武器外，还应积极发展战术武器，在实施“战略防御”的同时，还应当实施“空地一体战”。WWMCCS系统供总统、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时，在平时和战时条件下指挥部队使用。但是该指挥控制管理系统关注的重点是战略层次力量的联合，并未重视对战役战术力量进行联合作战指挥控制。美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各自独立建设的战役战术级指挥控制管理系统缺乏统一的整体设计，自成体系，不能互连、互通、互操作，不能有效地支持联合作战行动。

  由于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管理系统（WWMCCS）作战效果不够理想，美军于1992年提出研制“全球指挥控制管理系统”（GCCS），用来取代“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管理系统” （WWMCCS）。全球指挥控制管理系统（GCCS ）于1996年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包括国防信息系统局（DISA）的联合GCCS（GCCS-J）、各军种GCCS即GCCS-A、GCCS-M和CCCS-AF。全球指挥控制管理系统（GCCS）是其一体化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系统的核心和网络中心战体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GCCS大多数都用在提高联合作战管理以及应急作战能力；与联合作战、特种部队及联邦机构C4I系统连接；确保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作战计划的制订和军事行动的顺利实施等。GCCS使美军具备了较强的联合指挥控制能力。

  为进一步增强互操作性和灵活性，美军提出了第三代联合作战指挥控制（JC2）系统的研发计划——网络赋能指挥能力（NECC）计划。JC2系统将包括8个使命能力包：态势感知、战备、兵力投放、情报、部队防护、兵力运用（空/天作战）、兵力运用（地面作战）、兵力运用（海上/水面作战）。JC2系统的应用和功能都建立在全球信息栅格上，指挥控制服务将“以能力为基础”，而不再以系统为基础。但随着美国防部战争策略的调整，美军重新对作战能力进行了评估，JC2计划在2011财年被终止。

  信息化战争靠的就是指挥控制体系，只有不断持续加强体系建设，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标准，提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才能更好地驾驭信息化战争的制胜之道。（申起有、 马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