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从妈妈那里继承的“打倒一切困难”的决心，和一辈子爱学习的劲头，他成功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者”变身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我是江苏高邮马棚乡杨沟村人，出身穷苦。爸爸精神有些问题，妈妈是童养媳，也是家里顶梁柱。她那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给了我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杨建说，因妈妈是当地最早到上海打工谋生的人，自己还曾被寄养。

  “我4岁那年夏天，在寄养的人家里吃了馊了的饭后上吐下泻，被西医拒绝收治，妈妈抱我痛哭时遇到一位神医，他用长针免费给我救治，还连续来了好几天。”他说，“多亏神医和妈妈，我这命才延续了下来。”

  杨建的妈妈在上海给外国人当保姆，“她大字不识，后来却能说一口流利的日常英语，因为她有事事不甘落后的精气神。妈妈四十岁才生的我，前面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病死了，所以我是她的命根子。”

  杨建在老家的教会学校念小学，后转入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14岁的杨建小学毕业，之后辗转几所上海的公益初中，1952年毕业。

  “尽管这学历现在看起来不算得上什么，但当时我是全村唯一，这也全靠妈妈支持，她为此很骄傲。”杨建说，“但考上高中时，妈妈已失业一年多还生了场大病，家里实在拮据，我必须想办法工作。”

  中学一直担任团干部还是学生会主席的杨建，求助了“老上级”上海市长宁区团工委。在相关领导的推荐下，他很快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金融处谋到了一份统计员的工作。

  “具体工作是每天把货币投放、回笼的情况做成报表，我虽没专业相关知识，但像妈妈一样认真、好学，借助单位仅有的一台进口手摇式计算机，数字从未出过差错。因用不了仅有的英文打字机，我就每天工整复写好一式四份汇报给上级，他们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杨建说，“半年后，中央要求华东调一批年轻人到中央工作，我被选中了。”

  杨建说起在华东财委工作时要接济家里，除白天工作外，晚上还在长宁区手工业夜校教语文、英语。

  “即使我很快调到北京工作，我们也一直鸿雁传书。1956年，爱人积极报名上海青年支援甘肃文教建设，前往甘肃任教。1957年，趁暑假回上海期间，爱人得到双方老人同意，然后一人乘火车来北京同我结婚。”杨建对这件事记忆犹新，似乎还颇有点得意。他对爱人也赞不绝口，赞她漂亮、能干、果断、勇敢……

  1953年3月，18岁的杨建奉命调往中央林业部。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希望离爱人近一些的杨建主动提出调任，并得到批准。

  “我先被分配到农业厅办公室，不久又被调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1961年，杨建跟随从宁夏调任中央西北局农村工作部的一位领导回到西安，继续担任领导秘书。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我随领导前往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100多个县调研，1963年8月随领导在陕西蒲城县翔村公社山阳大队蹲点，开展了3个多月的社教运动，即‘四清’运动。我还通过翻阅账目、收支单据、深入农户调查等方法，查出该生产队会计有较严重的贪污挪用问题。”杨建的工作上的能力不断得到认可。

  “文革时我犯了点错误。”他把这个“点”字说得挺重，“太紧跟时事有时就会犯错。我和其他4人联名以‘保卫毛主席小组’名义，在西北局里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后来想当时脑子发热的原因是出身贫穷，能在新社会长大成人并能立足社会，完全是靠，自认为写大字报是正确的革命行为。同时，还曾跟着到领导家中清点书柜，判断他们是否曾有反动言论等。但我完全按程序办事，没翻箱倒柜，更没，搜来的书交收发员登记保管，复写一份交给本人……”

  1967年9月到1970年11月，杨建成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专案办公室干部。

  “我感觉自己在1969年左右脑子清醒了，所以开始派性，克服极左思潮。”杨建说，“我是一个专案组的组长，我们花了2年多调查一位领导，他被怀疑为叛徒但没有证据，我坚持要证据，为了找证据，我们甚至到农村监狱里‘提审’犯人，但还是没找到，最终‘释放’了这位领导，不久后该领导还有了新任命，我记得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流着泪说‘谢谢’。我犯了错，但我没有对任何人搞栽赃陷害、刑讯逼供……”

  后来，杨建又被调到陕西省委组织部审干办公室工作。“有一次，审干办在讨论一个单位的党委书记处分决定时，我就敢于顶碰极左思潮的领导。记得开会时，领导拍了桌子，说我们这儿还没有过两种意见都是一种意见，我就高声直言我要保留意见。不久，我听说即将被派到陕北去劳动锻炼。”

  说完，老爷子俏皮地问，“你猜我去没去成？”然后自问自答地说，“我当时有肝炎，走之前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你还想劳动？赶紧休息，我给你开证明’。休息就休息，因为原单位显然也去不了了，不久我就向上级打了个想调到西安市工作的报告。”

  1975年9月，杨建成了西安市机电设备公司的“二把手”，任职党委副书记、副经理。

  “除选贤任能的中层调整外，我还通过进销统一解决了公司一直以来的货物积压问题，当时公司的计划科只负责进货，销售则由业务科负责，我就要求把进货权给业务科室，不仅更好地满足生产企业的需要也减少了物资积压，获得不少好评。”杨建说。

  “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活动中，我分管这项工作。我先带着几个骨干到大庆考察学习，弄清楚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我当时认为除了应该认真学习大庆“三老四严”的作风外，我们该学习大庆仓库管理的先进经验，打造西安市的标杆。我心一横，拿出我妈克服一切困难的劲儿，啥干不成？”

  管它当时正炎夏，杨建带着两个中层干部进驻仓库，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3个月就打造出仓库新面貌，物品堆放在哪个区、哪个货架的哪一排、哪一列，保管员都清清楚楚，最终，被国家物资部命名为“大庆式仓库”。

  1979年之后的5年，杨建因文革问题被列为内部审查对象，先后频繁调动工作，直至1984年6月，他在文革期间的历史被定性为“一般问题，不做书面结论，不影响干部使用”。

  在这期间，1980年11月，杨建调至西安市建筑材料公司担任副经理，分管石灰、沙石供应工作，他提出的使用集装箱运输石灰解决了西安东站散装石灰卸货对环境造成污染问题，被国家铁道部选作《全国运输工作会议典型材料》印发推广。

  1990年起，杨建被任命为西安物资贸易中心总经理，是杨建自认的人生“高光”一刻。

  作为物资流通体制改革浪潮中产生的新型物资流通企业，西安物资贸易中心作为国家物资部计划安排的全国4家新型流通企业之一，本被寄予厚望，但因工程资金不足，实施工程单位不上心，导致工期拖延了2年。

  临危受命的杨建成为总经理，仅用2个月时间完成17000平方米的装修任务。开业前，为了检验工程质量，他组织116名员工分别到各个客房，以客人身份体验全过程。

  “从前台登记入住到乘坐电梯进房间的所有流程，要求他们百般挑剔，哪怕发现一个电器开关、一个抽水马桶，甚或是一个电话遥控的问题都要逐个检查，察觉缺陷，及时抢修。”杨建说，“1991年10月28日，中心如期开业，开业典礼上国家物资部长、省市各级领导高朋满座，我也是满面春风。”

  1992年，是该中心正式运营的第一年。“我们通过联合有实力的企业，建立稳固的资源和销售基地，开展了多项业务，并通过举办各类物资展销会，提升公司的知名度。”杨建说，“那一年，我们实现出售的收益8746万元。利润收入115.1万元，全部超额完成。我本打算给职工盖家属楼，但因其他原因后来泡汤了。”

  1993年，杨建被国家物资部选为“国际物流及现代物流技术赴美培训团”成员。他说：“42天的美国行，让我对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方方面面有了直观的认识，也大大解放了自己的思想。”

  1994年，杨建经推荐在物资部所属华通公司西安公司任总经理，负责组建公司。

  “当时的市场形势是所有国营物资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我虽是总经理，实是‘光杆司令’，白手起家，靠信贷和山西某县合办铁厂，太难太难。”杨建说，那时总经理也是推销员，为求一线生机事事亲力而为。

  “大约是1997年，62岁的我向一家外资企业推销生铁，好不容易在电话本中翻到这家西安外资造纸企业的电话，登门拜访却被对方供应处的处长回避，在随后的通话中，对方才说‘供应处定不了这事’，我又几次登门拜访生产厂长，并了解到该厂一直使用东北一厂家供应的生铁。但我不死心，不断重复我们的生铁成本低、质量过硬等优势，专业的检测报告也证实我们的生铁比他们原使用的含锰成分更高，更适合造纸机械的要求。”杨建说，“拼出的一线商机，也救不了企业资不抵债、最终随集团公司破产停止经营的残局。”

  但这段经历让杨建的头脑更清醒了，也为他退休后帮小儿子转战商场积累了经验。

  1999年9月1日，杨建才正式退休。为还清华通公司曾向几位家人借的20万元债款，经与接任的总经理商定，只能以库存青铜器等实物折价顶账，要把这么多东西变成现金，必须找到销路。

  “华通公司主要经营生铁和青铜器，小儿子曾负责华通公司在上海的青铜器销售，有一定的市场资源和人脉，1999年，我协助小儿子成立公司。”杨建说，“刚成立时困难重重，全靠我们艰苦奋斗，终于渡过各道难关。”

  企业成立初期，因没有自家的生产厂，公司先靠代销本地几家质量好的青铜器厂家的产品起家。

  “我们统一注册了‘青铜王朝’的商标，逐渐有了基础后，2001年就在长安王莽村建起了自家的工厂。2006年，工厂扩建到5亩地，并从最初的简易手工作坊发展成设备先进的生产企业。”杨建说，“2009年，公司成立10周年时，已成为西北地区生产中小件仿古青铜器顶级规模的企业。现在有工人近80人。疫情期间也没有停产。”

  不过，杨建说这段经历主要是扶儿子“上马”。2002年起，他就退居“二线”当顾问了，还说，“所谓‘顾问’就是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因为该享晚年时就要安享！”

  东到泰山看日出，西至嘉峪关看日落，南去海南潜个海，北到满洲里看国门，还想到世界各地逛一逛……

  “目前，国内除了西藏没有合适的行程之外，我们基本都跑遍了，港澳台也都去了。”杨建说，“大概是2001年，我们老两口在海南导游的‘怂恿’下，花800元潜了回海。虽然我们都不会游泳，心里也很害怕，但我们仍旧是决定冒个险，我们大家一起穿上潜水服，背上氧气罐，跟随潜水员下到四五十米深的海底，看到了游动的小鱼、漂亮的珊瑚、五彩缤纷的水草，10分钟后平安回到岸上的我们，一致认为‘冒险’值了！”

  2010年，75岁的杨建还上了一次敦煌的“沙山”，沙山仅有200米高，但一脚踩下去要溜下去半步，确实不好爬。“眼看要登顶时，我却精疲力尽，唯有意志说不能半途而废，好在有位年轻人拉起我的手，下山时也有位‘小老乡’扶住我，让我实现了登顶沙山的梦想。”杨建说。

  尤其是2010年开始有效学习摄影以来，摄影和旅游相辅相成，给杨建的老年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与快乐。

  “我喜欢拍花卉。记得刚开始学摄影时，我背着相机跑了40多个城市的公园、植物园、花卉市场和展览会，拍的3万多张照片却没几张理想的，但我也没气馁，还把摄影的实践汇编成《花间行》、《争春斗艳》等摄影图册，并在省老年活动中心办过个人花卉摄影展。一次，我在兴庆公园给朋友介绍我的花卉图册时，一只蜜蜂突然飞来落在我的月季花照片上，这可真让我开心，连蜜蜂都以假为真，是不是说明我的摄影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呢！”

  杨建还撰写并自费印刷了多本回忆录，比如2010年的《往事》、2024年的《养老之道》，以及2017年写的与老伴相处点滴的《相伴六十年》等，疫情期间，他还写了7本日记。

  “以后怕是没精力了。”老爷子有些伤感地说，“去年，我回了一趟高邮老家，回到西安后不知被什么病毒或细菌感染，在ICU里昏迷了好几个月，病危通知下了一次又一次。后来，我坚持想回到家里调养，最近身体才慢慢有了些起色。不过，我这辈子已光顾过好几次鬼门关了，4岁的霍乱、41岁的肝硬化腹水、71岁的食道癌……现在90岁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采访最后，他说：“这就是我这个本来连肚子都填不饱的穷小子的人生故事。我把它讲出来，如果恰好有人听，那我很高兴；如果有人听了还从中受到启发，那我更高兴。当然，即使没人听，我也依然认为我这一辈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