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米尔斯海默与萨克斯针对深层政府(deep state)、美国外交政策的得失，以及中美关系的讨论引发了极大关注。萨克斯曾在专访中指出，，包括白宫(以及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五角大楼、情报机构(以CIA为中心)、国会的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及主要的武器承包商(尤其是洛克希德马丁、RTX、波音、通用动力和诺斯罗普格鲁曼)。这些机构是美国发起战争、推动政权更迭以及实施更广泛外交政策的推动者，每年的直接支出超过1万亿美元，涉及大量游说活动。

  2015年，在深层政府的推动下，美国对华战略急剧转向。与此同时，几乎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内，美国的媒体舆论也集体转变，向两党政治精英看齐。这揭露出美国隐藏在水面之下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机制。本文从历史出发，对这一机制进行了极为详细的解剖。

  本文指出，在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控制，依靠的是一套极其复杂且各领域相互嵌套的机制。20世纪初，美国垄断财团刚形成不久，有计划地对大众传媒进行自上而下地控制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到1915年前后，垄断财团就实现了对新闻媒体的全面性、系统性控制。在市场和资本之外，美国的国家情报系统也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在异见者上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与此同时，中情局与美国主要的新闻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沃尔特李普曼的作用不得已提。他不仅奠定了意识形态控制的理论基础，他助推的美国情报机构也成为美国意识形态控制机制的核心。一战期间，李普曼推动创建并组织了“调查会”。1921年，“调查会”与摩根财团的顾问、华尔街律师、美国前国务卿埃希鲁鲁特组建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合并，形成了新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FR)，进而在美国顶级学者、华尔街财团、媒体、公关产业等各类精英之间构建联盟。洛克菲勒财团与摩根财团一直是CFR的主要资金支持者。而洛克菲勒去世前所参与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正是2015年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

  美国的情报机构还尤其关注对著名大学和大众媒体的组织和发动。二战结束后，与大财团关系紧密的华尔街律师、对外关系委员会核心成员、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负责人、美国情报机构的核心骨干、美国大型媒体-著名高校和主要智库的主导者等，通过旋转门式的人员流动日益融为一体，最终在情报机构的组织下形成官-产-学-研相结合的现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2015年4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了54页的题为《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战略报告后，几乎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美国朝野上下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惊人的的“巨变”。不仅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在此问题上的步调一致，美国整个媒体舆论环境短时间内也向单一论调集中。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舆论控制模式呈现出复杂的多维形态，涉及媒体、传播、教育、政治、情报、外交等多个领域，进而又在西方众多学科的理论与历史研究中得到零星的反映。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研究、知识、信息仍然分散于各个学科之中，尚未出现全局性的分析与研究成果。

  1913年9月至1914年11月，洛克菲勒财团科罗拉多燃料与铁矿公司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劳资冲突——联合矿工工会由于要求矿主改善矿工处境（如建立安全措施、有权在个人选择的商店里购物等）的要求被拒绝后开始启动罢工。洛克菲勒家族雇用了专门屠杀劳工的雇佣军公司“博德文-菲尔茨侦探所”袭击矿工，该州国民警卫队也参与。至1914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陷入上千工人参加的游击战，直到威尔逊总统下令联邦军队开进拉德罗维持秩序。历史学家估计，共有约200人在科罗拉多州的罢工冲突中丧生。

  洛克菲勒家族因为这场大屠杀一度声名狼藉。为了更好地干预和控制舆论，小约翰D. 洛克菲勒聘请记者艾维莱德贝特李帮助自己应对危机。艾维李当时成立了宣传顾问事务所“派克和李公司”，为资本家和公司可以提供收费的公共关系服务。艾维李后来被称为美国的公共关系之父。

  受雇于洛克菲勒财团后，艾维李站在煤矿资本家立场上，主张需要向工人灌输“为工业自由而斗争”的观念，“让工人对自己的工作产生崇高感”，“消除原来的积怨”。他还通过对事实进行片面的剪裁乃至制造虚假信息来操纵和控制大众舆论。例如，将罢工领袖的年薪数字篡改成“9周的薪水”，以引发工人对罢工领袖收入的愤怒等。作为一个媒体人，艾维李公开地鄙视事实与线年他在给美国电气铁路协会做的一次演讲中非常直白且坦诚地宣布，“打动大众心灵的不仅仅是事实，而是事实发生与发表的方式……还有什么才是事实呢？陈述一个绝对事实的努力只是试图……给你我对事实的解释”。一位自由派记者乔治克里尔（后来成为威尔逊政府公共信息委员会主席）称艾维李为“公共舆论的下毒者”，此后艾维李拥有了一个伴随他几十年的绰号“毒药艾维”。

  客观地说，这一系统的运作过程，既存在“自下而上的自发趋势”，也存在“自上而下的主动控制”。

  从历史角度看，20世纪初美国垄断财团刚刚形成不久，对大众传媒的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的主动控制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在大型垄断财团那里，“基本的社会经济安排”“确保财产所有权及其收益”与“阴谋与阴谋者的秘密运作”往往是融为一体的。例如，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摩根财团发行了华尔街历史上最大一笔外国贷款——发行5亿美元债券支持英国和法国政府，此外还协助购买了协约国所需的价值30多亿美元的战争物资和其他商品。如果协约国战败，摩根财团将损失惨重，于是体、操纵舆论并将美国拉入战争就成了摩根财团一定得完成的“商业计划”。1917年2月9日的美国《国会记录》记载了反战的国会议员奥斯卡卡拉威的揭露：“1915年3月，J. P. 摩根利益集团、钢铁、造船和粉末利益集团和他的下属机构召集了12名报纸界的高层人士，雇用他们挑选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及足够数量的报纸来实现控制大众报纸的政策。他们发现只需要购买25家最大报纸的控制权。他们达成了协议；对付报纸的政策是购买并按月支付；每份报纸都配备了一名编辑，以适当监督和编辑有关备战、军国主义、金融政策以及其他被认为对购买者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内和国际问题的信息。”“自1915年3月以来，全国各地的日报所刊载的材料的性质，已经决定性地证明了这个计划的有效性”，“他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使公众的情绪商业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垄断财团的出现，客观上对全体美国人的利益都带来了影响和冲击。从最基本的经济商业原则来看，针对垄断财团的揭露性报道毫无疑问会得到全民的关注并使相关媒体获得商业的成功。在自由选举、大众民主政治的配合下，这一运动似乎可以使垄断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缺陷得到根本性制约与克服。但是历史证明，

  扒粪运动这种集中性、批判性并对垄断财团产生根本冲击力的揭露性新闻报道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随后就是1915年前后垄断财团对新闻媒体的全面性、系统性控制。

  事实上，摩根财团对媒体的控制早在一战爆发前就开始了。1910年至1911年，在助手沃尔特李普曼（当时是一位左翼社会主义倾向的哈佛毕业生）帮助下，扒粪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林肯斯蒂芬斯通过《大众》杂志发表了连载八个月的揭露华尔街的报道——斯蒂芬斯调查出纽约金融和企业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把整个华尔街描绘成一个权力的网络，而其中心是摩根。斯蒂芬斯还称摩根的老板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为“美国的老板”。

  1912年国会议员查尔斯A. 林德伯格在众议院提出了要求调查华尔街权力集中问题的议案。为了控制舆论并影响政治议程，摩根财团的高级合伙人托马斯W. 拉蒙特在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支持下为该集团聘请了第一位公关人员并制订了“一个秘密计划”：“为了改善银行形象，摩根的合作伙伴将与选定的记者会面，与出版商保持联系，监督报纸，投稿，并私下向编辑抗议批评性文章。”此外，拉蒙特还安排其朋友、媒体人克林顿T. 布雷纳德“秘密”收购了扒粪运动的核心阵地《麦克卢尔》报业辛迪加。他在1912年5月3日给摩根财团另一位合伙人亨利P. 戴维森的信中写道：“我的意思是要布雷纳德极为秘密地继续干下去。”5月4日戴维森回电：“获悉布雷纳德的收购行动，我特别高兴。……我们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公关人员立即秘密地对货币托拉斯的调查开展工作。”

  从1912年至1915年，《麦克卢尔》杂志的陨落、扒粪运动与进步运动的失败，代表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有限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消亡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财阀专制主义”的降临。从那个时代开始，无论是在传媒领域还是教育领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便拥有了自己的大脑、核心和秘密操纵者——垄断财团。在这个短暂而迅速的过渡过程中，既有媒体所有者和创办者对资本逻辑的臣服，也有大大小小的资产者自下而上的自发影响，更有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等顶级垄断财团自上而下的主动的全局性秘密控制。

  当然，仅仅依靠市场与资本的方式是远远不足的。1901年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被28岁的无政府主义者刺杀，预示着美国面临着底层和左翼暴力革命的极大压力。继任的老罗斯福总统主张在美国建立强大的，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1908年7月美国司法部成立了由专门特务组成的中央特工组织，最初叫做调查局（BOI）。1919年8月，司法部调查局改为情报总局，局长为胡佛——1935年这个机构正式固定名称即联邦调查局。1920年1月2日，帕尔默和胡佛在33个城市针对美国左翼同时发起闪电般的奇袭，大约6000人被关押。

  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以及后来成立的中情局，对20世纪的美国政坛及信息舆论系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胡佛担任FBI局长位置直到其1972年逝世——其间经历了8任总统、16任司法部长，在美国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胡佛利用各种手段搜集了许多美国权势人物和各阶层公民的“秘密档案”，他利用这些档案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并很大程度上深入控制美国政治与社会。1960年美国大选，林登约翰逊与肯尼迪本是死敌，但是胡佛以肯尼迪的性隐私进行勒索，迫使肯尼迪接受约翰逊为副总统。胡佛与约翰逊在40年代就是邻居且关系紧密，在胡佛的支持下约翰逊1953年成为领袖。肯尼迪在第一任期内获得极高的民众支持度，但是在内政外交诸多问题方面与胡佛、约翰逊等产生激烈矛盾，其结果是肯尼迪遇刺及约翰逊的上台。基辛格在《动荡年代》中也指出，“尼克松认为，胡佛完全有能力利用他在调查中获得的信息来勒索总统”。出于对胡佛和FBI的猜忌，尼克松启用中情局团队采取政治监听并与胡佛死后的FBI产生冲突，这最后导致了水门事件与尼克松的倒台。

  比尼克松“水门事件”事件更有说服力的是1980年里根“辩论门”事件。在1980年大选中，退任州长里根通过中情局特工埃德温威尔逊及其合作伙伴公关专家罗伯特格雷（里根竞选团队通信负责人）等人窃取了卡特政府和竞选团队的机密材料，这中间还包括卡特总统的竞选行程、备忘录、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简报，这使里根在大选中尤其是电视辩论环节的表现完全碾压卡特——其恶劣性质远大于“水门”。1983年里根竞选团队曾接受众议院“辩论门”调查小组的调查，但由于情报机构全力支持里根，最终结果却不了了之，这充分展示了“隐形政府”与“公开政府”之间的实际关系。

  沃尔特李普曼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是一位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进步记者，同时也是扒粪运动著名代表人物林肯斯蒂芬斯的助手。1914年李普曼创办《新共和》杂志并出版了《漂移与掌握》一书以与其早期赞同的社会主义思潮划清界限，并与正在服务于洛克菲勒财团的艾维李交往密切。后来李普曼结识了威尔逊总统的政治顾问豪斯，从而成为威尔逊总统的重要咨询班子成员。1917年7月李普曼被任命为美国国防部长助理——国防部招募李普曼的重要目的是影响和渗透劳工运动，“他在国防部的工作是搞劳工关系，他在国防部和美国劳工联合协会之间建立了一种工作关系”。1917年9月，李普曼受豪斯上校邀请成为“调查会”的秘书，1918年6月被任命为陆军情报处上尉负责在欧洲的舆论与宣传工作。

  公共信息委员会是美国垄断财团和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进行全国性、全方位、系统性舆论操纵和政治洗脑的政治机构。20世纪诸多经典的思想战、舆论战案例均与CPI有关，例如宣称列宁是德国间谍的所谓西森档案，便是CPI副主席爱德加・西森案抛出的。李普曼所推动建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也孵化了美国众多公关关系公司和元老级人物，例如1919年为煤矿主集团打击“煤矿工人联盟”的琼斯公关公司等。

  在丰富的媒体舆论操纵实践基础上，李普曼形成了系统的意识形态控制理论。他在1922年《公众舆论》中指出“制造同意”，“在技术上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如果熟知如何制造同意，那就能改变每一项政治算计，修订每一个政治前提……我们不再可能信奉原始的民主信条了”。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者，李普曼对人民和大众保持着一种非常强烈的贬低和蔑视，他强调，“大众在不断接受各种暗示。大众不是在阅读新闻，而是带有对他们进行暗示味道的新闻，这些暗示在告诉他们采取行动的路线。……这就是无名的大众，只有接受宣传的份儿”。

  曾在公共信息委员会拉丁美洲部门工作的爱德华伯内斯，后来成为美国公共关系产业的另一位理论大师和元老级实践者。通过参加公共信息委员会，伯内斯认识了李普曼并深受其舆论操纵学和精英主义政治学的影响，其公共关系理论及实践是对李普曼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在1928年出版的《宣传》一书中，伯内斯强调现代社会由隐形政府所秘密控制，“我们的民主必须是领导的民主，即由智慧的少数来组织和引导大众的民主。……对于大众的组织化习惯和观点进行有意识的、明智的操控，乃是民主社会一项重要的构成因素。那些操纵这种隐蔽社会机制的人形成了一种看不见的统治（隐形政府），他们才是我们的祖国真正的统治力量”。

  李普曼也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关键推动者。1938年8月，巴黎召开了一个为期五天的有26位学者参加的纪念沃尔特李普曼的座谈会。参加者除了李普曼外，还包括哈耶克、米塞斯、雷蒙德阿隆等。这次会议是朝圣山学会（1947年成立）的最初刺激因素，也产生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44）一书的主要观点。李普曼早在1936年出版的《对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一书中就开始支持当时还处于边缘地位的哈耶克和米塞斯的经济学观点。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李普曼的书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发展的一个思想转折点”。

  李普曼的媒体舆论实践从本质上与毒药艾维一样，是服务于垄断财团的对美国大众（即李普曼眼中茫然无措的群众）进行的“公关”——李普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像毒药艾维那样公开地坦诚。1963 年肯尼迪遇刺时，李普曼当时是美国最资深、最著名的记者和媒体人，但是在暗杀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里，他基本上没有发表涉及调查和真相的文章。在沃伦报告发表后，李普曼支持官方结论。1964 年9月29日他在专栏《今天和明天》中写道，“任何当代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没理由质疑这一判决”。然而，李普曼的真实想法与其公开发表的影响公众的文章之间有极大差异。比如，他曾私底下告诉他的朋友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的官方传记作者），他怀疑肯尼迪是被谋杀的，“这可能是一个阴谋”，但他却从未公开发表此类评论。

  “调查会”，这个组织主要由100多位美国顶尖社会科学学者、媒体人（包括公关人士）和智囊组成，其任务是为美国垄断财团的世界性战略进行系统性规划。1921年，李普曼组织的“调查会”与摩根财团的顾问、华尔街律师、美国前国务卿埃希鲁鲁特组建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合并，形成了新的外交关系委员会（CFR），这个组织将美国顶级学者、华尔街财团、媒体、公关产业等各类精英联合组织起来。李普曼在1933年至1937年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董事会成员。自此，华尔街财团操纵下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一直主导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例如，1933年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主持下，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了怎么样才能解决美国经济萧条的办法，沃尔特李普曼作为理事参与研究。由于此组织的活动，1934年美国进出口银行和贸易协定法案得以通过。

  艾伦杜勒斯从1927年至1969年一直是外交关系委员会董事会成员，1933年至1944年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秘书，1944年至1946年成为外交关系委员会副总裁，1946年至1950年是外交关系委员会总裁。1951年艾伦杜勒斯成为中情局副局长，1953年成为局长。

  洛克菲勒财团与摩根财团一直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要资金支持者。1949年，34岁的大卫洛克菲勒成为外交关系理事会最年轻的董事会成员,1970年出任董事会主席并担任此职务到1985年。自1985年至2017年去世，大卫洛克菲勒又在长达32年的时间内担任名誉主席。大卫洛克菲勒去世前所参与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正是2015年的《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据粗略统计，自二战结束以来，大部分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美联储银行董事会成员，都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

  作为美国头号意识形态控制理论与实践大师，李普曼很注重推动美国情报机构的建设。在1922年《公众舆论》中，李普曼在最后一部分即第八部分用四章篇幅专门讨论了“有组织的情报工作”，他建议在内阁设立资金、任期、获取信息三个方面完全独立的情报机构，“任期应该是终身的”，“情报部门应当有权审阅所有文件，质疑任何官员与局外人”。他还敏锐地意识到，情报机构作为信息中心“将实际横跨社会科学的整个领域”，需要动员全国的大学学者进行参与形成“联合体”，“大学中的政治科学将与美国政治紧密相连”。

  20世纪初现代美国情报机构一产生，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暴力、管理、控制机构，它从一开始就注意充分组织与发动著名大学（包括智库等各类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大众媒体（包括公关关系专家）的作用，并且深刻主导了美国大学、媒体等机构的发展。二战结束后，与大财团关系紧密的华尔街律师、对外关系委员会核心成员、福特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负责人、美国情报机构的核心骨干、美国大型媒体-著名高校和主要智库的主导者，这五大领域的关键人员通过旋转门式人员流动日益融为一体，最终在情报机构的组织下形成了官-产-学-研相结合的现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切都跟李普曼的意识形态控制理论与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

  20世纪50年代的艾森豪威尔时期，受李普曼提携并与其长期交往的杜勒斯兄弟分别成为美国国务卿和中情局局长。记者卡尔伯恩斯坦1977年在《滚石》杂志发表的文章披露，1953年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采取一定的措施在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媒体机构发展特工，他们开展了一项正式的培训计划来教导其特工成为记者：情报官员“被教导要像记者一样发出声音”，然后在管理层的帮助下被安排到主要新闻机构。根据中央情报局总部存档的文件，至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400 多名著名媒体的美国记者为中央情报局秘密执行任务。即便是《》这样的媒体也在中情局全面掌控之下，“从1950年到1966年，由该报已故出版人亚瑟海斯苏兹贝格批准安排，大约有10名中央情报局员工得到了《》的掩护”。

  二战后美国情报机构体的努力并不是从中情局开始的。1948年，在乔治凯南的帮助下，华尔街律师出身的弗兰克维斯纳按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NSC10/2指令组建了政策协调办公室（原名特别项目办公室）并担任主任，其任务是“宣传、经济战；……颠覆敌对国家，包括援助地下抵抗组织，以及支持自由世界受威胁国家的本土分子”。维斯纳建立了“嘲鸟”项目以操纵美国及全世界媒体，“到20世纪50年代初，维斯纳是拥有《》、《新闻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其他通信工具的受人尊敬的成员”。后来弗兰克维斯纳带着他的秘密网络和“嘲鸟”项目进入中央情报局并成为中情局副局长，是中情局控制美国及全世界思想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直接负责人，比如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成立、好莱坞动画电影《动物庄园》的拍摄，都是由维斯纳指挥中情局组织与资助而完成的。

  中情局全面控制美国主流媒体的案例有很多，比如艾伦杜勒斯与《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鲁斯保持着密切联系，鲁斯“欣然允许他的某些工作人员为中情局工作，并同意为其他缺乏新闻经验的中情局特工提供工作和证书”。而《生活》杂志的出版人、《时代》公司副总裁C. D. 杰克逊的实际身份是中情局特工。杰克逊从1960年开始担任这些职务直到1964年去世，他是鲁斯与中情局联系的“私人特使”，并且在中途“去白宫担任了一年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助理”。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同为美国战后头面媒体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这家媒体已经濒临破产，正是在中情局扶持下它很快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的控制者菲利普格雷厄姆“与中情局的私人关系”，“实际上正是《邮报》公司在战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

  生产-经济-金融的全面垄断与集中，必然导致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垄断与集中，这种集中可能是法西斯式的，也可能是“隐形政府”式的（披着自由民主外衣）——无论如何，在帝国主义时代之前曾经局限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内部的民主、共和、自由、多元都开始烟消云散了。一种原因是弥漫于媒体舆论产业的基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的自下而上的自然自发趋势，另一方面是垄断财团直接掌控的自上而下地控制大众思维和社会舆论的各类社会与政治机构（情报机构、对外关系委员会、公共关系公司、大型媒体、教育与研究机构），这两者也是高度融合的统一的有机体。这种有机体的作用在已有的政治和舆论生态出现重大改变或转折的时候更能清晰地展示出来——或许基于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判断2015年以来中美关系大转折背后的症结。